1956年，6000余名交通大学员工，从上海迁至西安，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拓荒者和先行者。从那时起，交通大学始终与祖国同向同行、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品格，更加执着而鲜明。交大西迁折射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大调整、大变革，交大人的义无反顾更是彰显了高教人密切配合国家建设需要的光荣使命和责任担当。

在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纪念馆里，一张火车乘车证的影印件静静地安放在陈列柜里，“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似乎在述说着半个多世纪前那场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腹地的迁徙中涌动的激情与渴望。从那时起，交通大学始终与祖国同向同行、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品格，更加执着而鲜明。

1956年七八月间，6000余名员工，或华发满鬓，或青春飞扬，正是手持这样一张乘车证，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大西北的列车。“当时我很高兴，虽说是去陌生的西北，但国家培养了我们，让去哪里就应该去哪里！”当年22岁的机械工程系学生胡奈赛或许不曾想到，正是这股勇气与执着，让她与一路同行的交大师生一起，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拓荒者和先行者。

从繁华的沿海都市到落后的西北内陆，交大师生义无反顾背起的行囊，不仅在而后的岁月里承载着两所高校成长发展的使命与责任，而且伴随着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壮大，焕发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全身心融入到这部高等教育“顶天”“立地”壮丽史诗的旋律之中。

困顿中的找寻

上世纪50年代的西安，与上海判若云泥：马路不平、电灯不亮，晴天扬灰路，雨天水和泥，夏无大树遮阳，冬无暖气御寒。风沙中，第一次走出西安火车站的师生们，甚至认不出蒙尘太厚的公交车，即使近在咫尺。而在不远的路途终点，是尚在田野之中的新校园。

在“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下，西迁的进程紧锣密鼓。1956年6月2日，西迁先遣队伍出发。8月10日，第一批西迁师生员工和家属便从上海徐家汇踏上了西去的专列。

从繁华都市到荒原与麦田，仅当年4月到8月，便有200节车皮的1400台仪器设备、400节车皮的行李家具陆续碾过陇海铁路运往西安。

1957年9月的一个清晨，38岁的陈学俊作为交大西迁队伍中最年轻的教授，站在西安交通大学东门远眺秦岭，写下了一首《迁校有感》。这一年，这位后来成长为我国热能工程学科创始人的年轻教授，在携夫人和4个孩子临行前，将上海的两处房产交给上海市房管部门。因为他内心笃定，此去西安，必定是要扎根西北，不该也不能再为身外之物有所牵挂。

此前，1955年3月30日，高教部党组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次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即批呈陈毅副总理，并送陈云副总理批示同意，报经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圈阅。

几天后，高教部部务会议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明确提出：“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3个月后，交大便收到了“自1956年开始内迁西安,并提前于1955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的文件通知。

其实，对于交大乃至很多高校来说，伴随着新中国各项事业从百废待兴到逐步发展的曲折历程，高等教育的命运与使命的变迁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便已风云激荡。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中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二年6月，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路下，从1952年下半年到1956年的4年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重任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却依然需要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中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办学小而全、系科庞杂、师资不足等现实问题。

有关统计显示，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人数仅有11万，其中，工学院每年毕业生连1万人都不到。而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在即，苏联支持的156个重点项目使人才成为我国最紧缺的“资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校人才培养显然无法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需要。

经过小范围的试验后，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精神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把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由此发端。

如今已88岁高龄的上海交大原副校长范祖德，回忆起1955年被上海市委抽调到交大电力系任党总支书记的过往，记忆最深刻的仍是当时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热切与急迫。

当时交通大学已经前后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运输管理系调整到北方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3系的师资、设备除留下工学院教学所需之外调整到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校。据不完全统计，在院系调整中，交大虽有数十名教授调出，但交大的机械类、电机类和造船类的核心学科没有削弱，而且得到了加强，被教育部定性为“多科性工业大学”。

在发展教育、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方针指引下，交通大学的招生人数从1950年的851人发展到1956年的2194人；毕业人数也从1950年的540人扩展到1956年的1350人，增长了1.5倍，直接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专业对口的技术人才。

“重新审视67年前进行的院系调整，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高校为探索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而走过的艰辛历程，同时它也成为我们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线索和注脚。”从研究者的视野出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吴霓认为，按照当今我国高等教育“顶天立地”功能的确认和发展，我国高校院系调整从上世纪50年代迄今，其间虽分为几个阶段，但直到今天，它从未间断，并还有调整和延续的空间。

毫无疑问，1952年的高校院系大调整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统计显示，院系调整后，全国高校数量由19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1953年的182所，其中包含综合大学14所、工科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我国高等教育重心从综合类人才的培养转向工业类和师范类人才培养，并且新增了地质、矿冶、电机、化工、土木等专业院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浪潮中的激涌

“60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吸引我的是为国家建设而拼搏的火热生活，是开拓、创造、创新所带来的快乐。”直到今天，在85岁的西安交大教授潘季心中，当年在西去列车上唱着歌兴高采烈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考虑我们学校的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来考虑”“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如何发挥作用，都要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1955年交大西迁时，时任交大校长彭康的坚定，给西迁确定了基调。

因着边建边搬的方针，1955年10月，新校园破土动工。时任总务长的任梦林必须带领2500名工人在一年时间内完成11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那年冬天似乎格外寒冷，时常风雪交加，地面积雪盈尺，施工组索性与工人们一起住进工棚，同甘共苦。支撑他们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完成迁校任务，支援大西北。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为了国家需要奋力拼搏无疑是那个时代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内驱动力。

1956年9月10日，交大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学典礼。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也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

1955年中央决定交大西迁的当年，时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曾再三表示，“交通大学到西安，将担负起在上海不能担负的任务”，“中央是把重大任务交给交大”。时隔26年，1981年4月，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如此评述，“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布局在陕西省的重点建设工程数量居全国首位，西安则是全国第二大重点建设城市。虽经过院系调整，但这里的高校数量、学生规模与沿海相比仍相去甚远。及至1957年7月高教部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得到批准，1959年7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别独立成校的批复及教育部的报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由此分设。1959年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西安交通大学的校牌第一次打出，广袤的大西北自此拥有了第一所多科性的国家重点工业大学。

野兔校园丛中跑，半夜耳闻狼嚎声。即便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在打出西安交大校名的1959年，学校已建成实验室和正在筹建中的各类实验室共45个，其中属于尖端专业的实验室18个，与全国160多个工厂建立了密切联系，有25个专业招收研究生，已在全国25个省份招收本科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

“如果说作为高校院系调整的序曲，交大西迁只是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初步定调，那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对高等教育的调整则是要求‘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相配合’。”吴霓认为，作为我国当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交大西迁契合了与国家部署的新工业基地相结合的国家发展战略，印证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在国家宏观调控下逐步与各地区的经济、工业等方面深度融合的路径，确立了高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功能。

笃定中的求索

3000，16000，40000，范祖德记忆深刻的这三个数字，分别是解放前交大的在校生数、分设两地时交大两部分的在校生数和如今仅上海交大的在校生数。

“我国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发展走在了前头。现在上海交大40000名在校生中，2/3是硕士生、博士生，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不敢想的，当年交大只有一个电信研究所，10多名硕士研究生。当时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甚至低于印度等国家。”范祖德始终相信，伴随着时代的演进，高等教育必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肩负其不同的历史使命。

在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分别于东南沿海和西北热土两地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的春风强劲席卷华夏大地。在市场经济驱动中，伴随对知识和科技的高度依赖和渴求，高校也在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功能和定位。

1985年，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的一篇《从“星期六工程师”引出的》报道，让利用周末下乡镇企业“走穴”的工程师群体被首次被定义。

不仅在广东，当时在上海，每到星期六傍晚，在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或轮船码头，不时能看到一些身穿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卡其布中山装、风纪扣整整齐齐、拎着人造革公文包的中年人行色匆匆。星期日傍晚，同样在这些地点，他们又行色匆匆地赶回上海。次日，他们则依旧出现在大专院校、研究所、国有企业的工作岗位上。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风起云涌一度让技术短缺成为制约发展的硬核因素。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科技人才拥有量和科技成果拥有量均领先全国。利用业余时间到企业进行技术攻关并收取酬劳，便成为当年巨大市场需求下催生的一种“顺势而为”。

于是，在这种做法是否合法、是否合规的争议声中，1988年，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支持下，一则“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成立”的百来字消息登上了《解放日报》头版，从“偷偷摸摸”到“堂堂正正”，冰冻的河床在春寒料峭中开始激流暗涌。

如今回过头来审视那段过往，吴霓更愿意将“星工联”或“周末工程师”视为现代社会和高校需要的专业人才流动途径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之一。“当前，随着市场经济更加成熟，人员流动已成常态，但其使命并未因此结束。科学技术只有通过转化才能够真正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而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流动以及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经济建设是高等教育功能发挥的重要内容。”吴霓说。

在高校已然成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生力军的今天，我们可以轻易列举出高校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以上的项目、30%以上的国家“863计划”项目。而在计划经济时期，教育与科研则呈现脱节状态。当年，“星工联”的成立似乎是一次破冰，曾经，上海科技人才是“春色满园门不开”，可“星工联”偏要它“一枝红杏出墙来”。

同样“春色满园关不住”的，还有当时仍是“稀有物种”的高校毕业生的满腔报国热情。

1982年，恢复高考后的1977、1978级两届学生先后毕业，为当时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生力量。上海交大校史档案馆的记录显示，1982年上海交大为社会输送的毕业生中，近三分之一被直接分配到郊县和边区。他们告别城市，钻进大山，来到祖国中西部，用青春、汗水和成长，铸就着祖国面貌的翻天覆地。

在西安，西咸新区，西安交大也经历着“二次西迁”。学校再次向西挺进，高教改革的交大样板、新型城镇化的西咸示范、国际科研教学高地和世界创新创业平台——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将拔地而起，以汇聚更大范围的高层次人才，打造动力强劲的西部发展新引擎。在“开放、共享”的基本形态下，创新港将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大交叉、大融合”的“大平台”为基础，从适应并引领科技变革的需求出发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个占地面积约50多亩的科创集聚区上海交通大学张江科学园正在崛起。科学园按照“三个科学中心、两个创新平台”的新布局进行规划，建成后，将助力张江科学城汇聚世界一流科学家，大幅推动我国在物理、材料、生物、医药和网络等多个交叉学科前沿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研究突破，促进上海相关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交通者，天地交而万物通之意也。面向数字化、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海洋开发、生命科学、经济金融等前沿学科，交通大学在投入“一带一路”、为实现中国梦培养高端人才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顶天”，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立地”，就是要扎根本地，面向全国，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过去已是今天的历史，今天也注定成为明天的历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曲折求索，我国高等教育有了明确的，并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实施“顶天立地”发展战略，既展现了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责任担当，同时也是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有效途径。在历史与未来的链接中，中国高等教育仍前路漫漫、使命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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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1952年秋，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北京“八大学院”等，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进行全盘调整，全国理、工科教授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之前已经存在的综合性大学均有大规模调整。此举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英美高等教育体系，为新中国确立对高校的实际领导扫清道路。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后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在1957年发生迁校争论后，周恩来提出了一校分设两地的意见，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大部分迁西安，新兴专业设在西安，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学的方向发展，小部分设在上海，其中有老的机电底子，也有内地无法发展的造船、运输起重等专业学科。

1957年7月30日，高教部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得到批准。9月，任命彭康为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任命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为上海交大同一职务。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校牌。

原文刊发于中国教育报04版

报道链接：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9-09/18/content_549057.htm?div=-1&from=single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