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所高校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学校大门上都只有“交通大学”四个字，而没有“上海”与“西安”的字样。而且，这两所高校的校徽也很相似，高校图书馆都叫钱学森图书馆。上海和西安为何各有一所交通大学？它们有何渊源？这要从60多年前交通大学的“西迁”说起。

一通北京来电拉开西迁帷幕

交通大学的前身是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1921年被命名为交通大学后声誉尤著，是钱学森、张光斗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读书与成长的摇篮。

上海交大副教授、校史研究者邵传芬透露，交大西迁源自一通来自北京的特殊电话，直接影响了许多交大师生此后的人生走向。1955年4月6日晚上，在上海徐汇，时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接到了一通北京来电，所谈内容与一份报告有关。

此时，中央已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提前在内地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6年8月10日，对交通大学来说，注定载入史册。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背行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展开。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可见，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周总理提了几个方案

邵传芬介绍，交大西迁按照既定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但随着1957年前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部分教师对西迁存在不同的想法，交大迁校起了风波。

党中央、国务院及高教部非常关心交大的西迁，周恩来总理对此更是重视，他亲自过问并处理这一问题。周总理强调：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是根据西北工业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必要的。1956年从十大关系、新形势新安排，是可搬可不搬，但西安已经招收两千多名新生，西安校舍基本建成，家也搬了一半，是“骑虎难下”……交大问题如何解决？着眼点还是从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出发，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邵传芬说，对于迁校，周总理提了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坚持搬西安，少数不能去的不勉强；要有多数人去，交大的老底子还保存……第二个方案，新的形势，沿海与内地兼顾，上海还有需要。第三个方案是折中方案，向师生进行动员，愿留西安的可留西安，对支援西北人民有好处，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对交大也有利……周总理最后说：交大的一举一动，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交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须照顾大局，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交大自己讨论，决定后再上报高等教育部批准。

广大师生听取了彭康校长传达的周总理讲话，经过两周多的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周总理的讲话亲切、中肯、全面、客观，信任交大师生，把交通大学的问题交由交大师生自己决定，尊重交大师生。于是，交大党委根据师生意见，在1957年6月23日向高教部上报：“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学校，统一领导。”

教授们毅然西迁

1959年，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诸多不便。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谢邦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至此，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

人们用“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来概括交通大学西迁精神。在彭康的号召下，17位交大党委委员中的16位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占交大教师总数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的高教拓荒者。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教授从跟随彭康校长踏勘新校址那天起，就认定了西迁这条路。西迁时，钟教授已57岁，且身患多种慢性病，妻子也卧病在床。周总理也提出“钟先生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毅然决然，安顿好夫人后，只身一人投入首批西迁队伍之中。到西安后，他天天吃在集体食堂，在一片空地上建起全国高校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

在当时西迁的25名教授中，时年38岁的陈学俊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也是中国锅炉专业、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1957年临行前，他与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决定，将房子无偿交给上海市房管部门，带着4个孩子随校西迁。陈学俊曾说：“既然要扎根西北的黄土地，就不要再对房子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了。”2017年7月4日，98岁高龄的陈学俊教授离世，他也是西迁教授中最后离世的一位。

作为我国热力工程教育的开拓者，陈大燮教授同杨世铭教授一起，将热工教研室完整地搬到了西安。他在生前立下遗嘱，自己的遗产不留给后代，这样对后代有益。去世后家属遵其遗言，将留下的3万元储蓄捐赠给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他的夫人去世，女儿又将其留给夫人的1万元生活费悉数捐献。西安交大以此4万元为基金，设立“陈大燮奖学金”。

两所交大进入“双一流”名单

邵传芬说，交大西迁中不仅有著名教授，也有讲师、助教、职员、技术员，还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甚至包括酱菜厂、煤球厂的工人。他们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贫瘠的黄土地，交大人自豪地说：“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我的家。”

当时西迁的教工中，年龄最小的赵保林16岁，年龄最大的是校医沈云扉，当年已66岁。沈云扉再三婉拒学校领导的照顾，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随校西迁。身为卫生保健科主任的沈伯参不仅自己带头西迁，还将在上海的私宅无偿提供给学校，作为学校的驻沪办事处。

60多年前从上海同时迁来的梧桐树，如今根深叶茂、郁郁葱葱。西迁队伍中，还有一位“老花工”胡全贵师傅，从上海到西安，他为交大的环境绿化奉献了一生。当他退休要回老家时，有人看到他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抱着他培育长成的梧桐树失声痛哭。

如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这两所同宗同源的高校，在各自走过了多年发展历程后，都取得辉煌成绩。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等公布的“双一流”建设（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和争创世界一流学科）大学名单中，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不负众望，双双进入该名单。交通大学的奋斗和辉煌，还将延续。

报道链接：https://www.jfdaily.com/journal/2020-06-15/getArticle.htm?id=29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