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响应国家号召，著名报人黄远生之子、交大教授黄席椿从上海迁至西安，成为西迁队伍中的一员。西迁，不仅改变了黄家几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局面，为改变西部落后面貌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自1956年交大西迁以来，西安交通大学为国家培养了30余万名人才，其中一半以上留在中西部工作。

2017年11月30日，西安交通大学15位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和弘扬奉献报国精神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通大学15位老教授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交大西迁老同志们表示敬意和祝福，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西迁，一所万人大学的筹建与迁徙，一次中国知识分子奔赴祖国西部的伟大行军，一首几代人用青春与热血写就的壮丽诗篇。

交大西迁博物馆（AI生成）。

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有两条漂亮的林荫大道——梧桐东道与梧桐西道。春天，绿意勃发；夏天，光影交错；秋天，遍地金黄；冬季，泛白的树干闪着光，仿佛唱着铮铮校歌：宇土茫茫，山高水长……

这些60多年前西迁人亲手种下的梧桐树见证了一所高水平大学的从无到有，见证了西迁人在这片土地的扎根、生长、奋进、创造。

西迁，不仅是一次空间的转移，背后更凝聚了几代交大人爱党报国的使命担当与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交大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交大人用自己辛勤的实践，在三秦大地熔铸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西迁精神，在西部大地上谱写了激昂奋进的赞歌。

“党让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

西安交大教授黄上恒家的客厅临窗处摆着一张老旧的书桌。这是父亲黄席椿带领全家西迁时随车运至西安的家当之一。

黄席椿在这张书桌上完成了《电磁能与电磁力》《论波速》等著作。“父亲的书桌和书橱是家里的‘三尺禁地’。我们决不能随意翻动，哪怕是一张烟盒纸，说不定上面就写着重要公式的推导。”黄上恒说。

父亲过世后，黄上恒一直在这张书桌上写教案、作研究。“父亲读书时喜欢在空白处写批注，或是推导过程的补充，或是自己的理解。他习惯在验证完一个公式后，打上一个‘√’。”

黄席椿留下的藏书在家中随处可见。

黄席椿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以“远生通讯”闻名于世的民国初年著名报人黄远生。黄席椿3岁时，黄远生不幸遇害。

1932年，黄席椿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随后，他先后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深造。

1941年4月，黄席椿学成归国，携新婚妻子熊淑㜫奔赴因抗战迁往四川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黄席椿任电机系教授兼系主任，承担弱电方面的全部课程，熊淑㜫教同济大学预科生英语和数学。夫妻俩晚上备课全靠油灯照明。黄上恒记得父母这样讲述过李庄岁月：“用菜籽油点灯火头小，而且价高，人们多用桐油点灯。但桐油点灯油烟大得让人受不了，一晚上坐在灯旁，熏得好像戏台上的包公。”

“我的两个姐姐都出生在李庄。日本宣布投降那天，从不饮酒的父母对饮当地土酒：今日当浮一大白！他俩都醉了。”黄上恒说。

1952年，根据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黄席椿转任交通大学电机系教授兼副教务长。

1955年，为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支持西部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

很早就立下了科教报国志向的黄席椿很快作出了西迁的决定。

“你一个人先去？你学问好教书好，但怎么照顾自己？没人提醒你，你连衣服穿反了都不知道。”熊淑㜫实在放心不下丈夫独自西行。

“我不去，交大的弱电学科办不起来，交大搬去西安就只有强电而没有弱电。这相当于单腿走路。”

“那我呢？我一走，学生怎么办？能不能等这批孩子毕业，等学校建设好了，我们全家再一起过去？”作为上海市陕北中学的老师，熊淑㜫非常为难。

“国家现在百废待兴，交大的无线电专业再晚发展几年，将来不知道会落后多少年。国家的发展不能等！”

“党让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

1957年，黄席椿跟随西迁队伍前往西安。

当年年底，交大的主要力量迁到了西安。交大西安部分设有9个系23个专业，教职工总数2400余人，在校学生6881人，实现了周恩来总理希望的——“尽最大的可能支援西北建设”。

一年后，熊淑㜫的学生如期毕业。

她决定跟随丈夫、带着孩子举家迁往西安。

1958年8月22日，上海徐家汇火车站，一列西行的列车停靠在站台。

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亲友。十几名刚毕业的上海市陕北中学学生手捧各式各样的纪念品，为熊淑㜫老师一家送行。

10岁的黄上恒随家人登上了列车。30多个小时的远行，窗外景色变幻，翠绿的江南水乡渐渐变为广袤而荒凉的西北原野。

一片待开垦的热土在前方，等候着这群唱着《歌唱祖国》，带着书籍、科研器材、收音机、钢琴、樟木箱子，还有母亲准备的沉甸甸包裹的西迁人。

歌声飞扬，报国之志，热辣滚烫。

大树西迁 枝繁叶茂

1959年，交大70%以上的教师、80%以上的学生、70%以上的图书资料以及20多个实验室迁至西安。学校在册的767名教师中，迁至西安的有537人；学校17名党委委员，除1人因工作需要留上海外，其他16人都到了西安。

同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至此，交大西迁圆满完成。

那是艰苦创业的岁月——

彭康校长在麦田选址，校园破土动工。建筑工人排除各种困难加紧施工。建校初期，野兔在校园里乱窜、夜里能听见狼嚎；校门口只有一条比较宽的泥路，每逢下雨天，车只能在泥浆里前行……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没有大礼堂，学校从南方运来了大批竹子，请来能工巧匠，用竹竿搭建成一座四面透风的“草棚大礼堂”。在四面透风、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的“草棚”里，师生们举办开学典礼、文艺晚会、朗诵会，一颗颗滚烫的心，映着天际的星光……

“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黄席椿一家从黄浦江畔来到了兴庆湖畔，扎下了根。

黄席椿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相关专业的师生筹建无线电工程系（现西安交大电信学部）。

作为电子工程方面的专家，黄席椿编写了多部教材，解决了电子工程教育教科书缺乏的问题。受教育部委托，黄席椿主持制订或修订无线电技术专业的教学计划。

“该计划至今仍是无线电技术（电磁场与微波）专业设置及教学计划的范本。”西安交大电信学部信通学院党总支书记张安学说。

为做好教学改革工作，黄席椿讲授“无线电基础”课程，并与清华大学教授常迵等人共同编译了《无线电技术基础资料汇编》（第一集），让国内师生有了接触信号特性、掌握分析方法的途径。

在黄上恒的眼里，父亲要么在作研究，要么在作研究的路上。那张西迁的书桌记录了黄席椿无数个伏案研究的夜晚。

20世纪60年代初，对流层的电磁波散射传播理论与应用是国内外的热门话题。

为使我国的电磁波研究早日在世界领先，黄席椿在西安交大组织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黄席椿在相关课题组设立了“脉冲波的辐射、散射及接收”项目，由此开创了我国瞬态电磁场的研究工作，并开始研究电磁散射。此课题迄今仍是西安交大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博士点的研究方向之一。

黄席椿是一位一丝不苟的教育家。

他对教学极其严肃认真。任教时，不少学生说他出题难。在纪录片《中国李庄》中，当年的同济大学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守觉回忆：“有一次（黄席椿老师）出题，班上19个同学，我考96分，第二名考73分，第三名考63分，16个同学不及格。他的题太难了，说实话，实在是太难了。”

他悉心指导青年教师。

“黄老师要求中青年教师课前要作充分的教案准备，授课语言要规范，板书要清晰工整，并要求尽量脱稿讲课。数十年来，他也一直这样要求自己。”西安交大的一名教授回忆。

1984年，教育部“电磁场理论”编审组举办暑假教师讲习班，黄席椿应邀开设“电磁辐射、惠更斯原理与几何光学”讲座。

那时的他，正因消化道出血在医院治疗。针头扎在左手，右手还在继续写讲义。

“后来我在讲习班简报上看到：学员们反映，黄先生的课听了十分过瘾，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黄上恒说。

1986年1月，黄席椿因病离世。

黄席椿的学生成长为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汪文秉是西安交大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学术带头人；谢处方是著名电磁理论和天线专家，一生扎根西部；叶尚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微波天线专家，主持研制的“自动跟踪卫星地面站天线系统”是我国最早的卫星地面站天线之一……

迁校以来，在黄席椿这样的“大先生”引领下，西安交大培养或在校工作的院士达89名，创造了3万余项科研成果，其中百余项为国内外科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在抢占科研制高点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获国家三大奖252项，产生了数以千亿计的经济价值和显著的社会效益。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院子里不少叔叔阿姨都说吴侬软语，我们那栋楼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上海菜。”在幼年的黄上恒眼中，他居住的西安交大一村，更像是一个“小上海”。

西迁人带来的不仅是生活习惯，还有严谨的工作态度。

每当回忆起父亲黄席椿，黄上恒的脑海里总会浮现这样的场景：夏日的深夜，父亲左手摇着大蒲扇，右手提笔疾书。“有一次，父亲发现他推导的一个公式与权威书上所列的有一个符号差别，竟然花了一个通宵，彻底搞清楚才去休息。”

黄席椿对待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深深影响着黄上恒。

1977年，黄上恒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交大力学系。

还在上学时，黄上恒就有着明晰的想法：要当老师，成为和父亲一样的“大先生”。

上海经济好、设施全，在那里不管是当老师开展科学研究，还是自己生活，条件都要优渥许多。要不找找人、找找关系，回到繁华的上海去？身边的朋友曾经这样建议他。

要回到家乡吗？黄上恒也问过自己。

黄家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保留着订《新民晚报》的习惯。黄上恒也一直没有忘记小时候的家，那幢位于上海宛平路的绿树掩映的小洋楼。

但很多深沉的情感，已如西安交大校园里的梧桐树扎根在这片土地般，深深扎根在他的心底——

全家打包行囊，手握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字样的车票，来到这里，来到艰苦的西北地区。

简陋的校园里，父亲将一个学科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地带起来。

父亲“国事为重，事业为重，淡泊名利”的言传身教。

父亲“科教报国”的理想。

母亲在西安交大附中执教，带出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学生。

……

黄上恒知道，自己离不开这片凝聚着父辈热忱与热望的土地。

“父亲好像从来没有具体教过我‘你应当做什么，你应当怎么做’，但他‘物质要求简单，学问从不马虎’的生活态度及宽厚待人的性格又似乎时时刻刻影响着我。”黄上恒说。

父亲是儿子的人生标杆。

1982年毕业时，黄上恒选择了留校任教。

力学学科理论多、计算多，要把这门学科讲得通俗易懂，不容易。

黄上恒做到了。他连续13年被学校评为“最受欢迎教师”。

“黄老师是我大学时期最喜欢的老师，他讲课非常生动活泼。”尽管已毕业几十年，曾经的学生、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教师刘广彦对黄上恒的课仍记忆犹新。

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黄上恒承担过弹性力学、计算力学、板壳力学和科技英语写作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

黄上恒把弹性力学讲成了最精彩的课。

“每节课到课率几乎是100%，许多其他专业的学生经常来‘蹭课’。”刘广彦说。

“在父母的熏陶下，我十分热爱读书。上课时，喜欢用名家名言来对学生循循善诱，学生听得有兴趣，我讲得有激情。”这是黄上恒上课的秘诀。

英文是黄上恒的强项。

他时常鼓励学生将所学的知识用英文表达出来，也喜欢和学生分享英文格言。

“黄老师英文水平高，我们有时会找黄老师帮忙修改论文英文摘要部分。”一名学生回忆。

“在他的引导下，我逐渐体会到了弹力之美，力学之美”“三尺讲台如舞台，因为有您，掌声雷动”……西安交大的网站上，不少学生这样称赞黄上恒。

退休后的黄上恒在学校当起了教学质量督导专家。他听力学的课，也听文科的课。“听课也是学习的过程。要听得进去，学习年轻人的讲课方式。”他说。

每周，黄上恒都会到校听青年教师的课，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校园里，老师们戏称他为“救火队长”。其他教授临时有事无法督导青年教师时，会第一时间想起他，让他“顶班”。

仅今年4月，黄上恒就参加了20多次青年教师试讲评价活动。每次听课、评课，他都会认真写下评价，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

和父亲一样，黄上恒也悉心指导青年教师。

他会注意到课堂上的许多细微之处。在今年6月的一次青年教师试讲后，他提出：“课堂涉及英语缩写词很多，可请学生还原为全称。这样，既熟悉了专业词汇，又活跃了课堂气氛。”“考虑到教师的留学背景和英语水平，可将该课程打造为双语课程，吸引更多学生选课。”

黄上恒身上有着西迁人奋斗不息、生命不止的特质。

发挥余热，为西安交大的发展尽力。这是黄上恒的心愿，也是他自认为不容懈怠的责任。

西迁六十余载，从看着父亲在稿纸上写讲义，到自己用上幻灯片，再到现在的教师借助AI教学；从当初的一片麦田，到原地起高楼，再到学校引进各种先进设备；从兴庆湖畔的春花灿烂，到创新港的璀璨灯火，黄上恒见证了西安交大的巨变。

岁月有痕，一代代交大人在这里留下了最宝贵的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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