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精神系列报道之一
1960-1966年西安交通大学校门。
1959年交通大学校景。
1956年交通大学西安校园基础建设。
草棚大礼堂。
1959年，同学们在图书馆阅览室。
1958年压缩机实验室正在进行“风洞”测试。
1959年高压专业青年教师试讲。
1956年交通大学师生们进行西安校园绿化。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通大学15位老教授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交大西迁老同志们表示敬意和祝福，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1956年，作为东南翘楚的交通大学，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从繁华的大上海迁至西安，在黄土地上永久地扎下根来，用青春和汗水为西部建设了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61年后，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西安交大决心再一次响应国家号召，投入新的时代洪流。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时代的召唤让当年参与西迁的西安交大老教授们热血沸腾。为此，史维祥、潘季、卢烈英等15位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西安交大将继承和发扬“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继续扎根西部，为西部大开发输出一流人才和一流成果的决心。
1955年的交大西迁，不仅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一项重大决策，更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开创未来的一次伟大行军。
“支援大西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师生们当年响应西迁号召的振臂高呼声，又回响在这些老教授的耳边；4400多名交大人积极投身祖国大西北建设的身影，又浮现在他们眼前……
1.西迁，为了祖国的需要
1955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迁至西安。交通大学西迁是国家调整新中国工业建设、文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布局的重大举措，影响巨大、意义深远。1955年5月25日，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
起初大家还是有些犹豫，在了解到西迁的意义后，全校师生决定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执行西迁决定，在两年内完成迁校任务。师生们纷纷写信、投稿，表达他们不畏艰难、永久扎根、艰苦创业的雄心壮志。
1955年6月11日，学校的教务长陈大燮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迁校西安是政府的决定、祖国的号召，对国家工业建设意义重大，我们要坚决响应号召。当然，迁校西安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以信心和勇气克服困难。”
“离去西安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起来。是的，要到大西北去了，我们怎能不兴奋、不喜悦？我们怎能不歌唱、不欢乐？西北期待着我们，期待着我们这批未来的工业战士。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困难作斗争。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祖国每一块土地都是我们安家的地方。我们全班30位同学向党宣誓：我们不但要愉快地迁往西安，而且我们将以更大的决心，更坚强的意志向科学堡垒进军！”这封电制专业56班全体同学致彭康校长的信中，充分表达了青年们投身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情和决心。
师生们不怕困难，扎根西部，奉献青春的热情日益高涨。
此时的西安，交通大学新校园的建设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1956年6月初，交通大学先遣队已在西安新校址安营扎寨。后勤职工被分为两班人马，一部分在上海负责物资和人员的运送；一部分在西安负责物资设备接运，解决到达人员的吃、住、行问题。6月中旬，学校中心大楼、学生饭厅主体工程告竣；17幢员工宿舍和14幢学生宿舍基本完工；实习工厂、操场和福利用房开工兴建；机制专业、动力专业、电制专业、电力专业等几栋教学大楼以及图书馆大楼的设计接近完成。
西迁的方针是边建边搬，以保证当年顺利开学。1956年8月，在校园建设初具规模后，西迁工作迅速启动，全校师生克服一切困难，全力以赴开始西迁。
2.大西北，我们来了
1956年8月10日，在上海徐家汇火车站，1000多名交通大学教职工、家属、学生，在上海人民热烈而不舍的欢送声中，登上了“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
当时，每个人都持有一张学校特制的“乘车证”。这张粉红色“乘车证”的正面，是一列疾驰的火车图案，上面醒目地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它表达了这些创业者火热的激情与所肩负的神圣使命。
当年的学生郑善维回忆道：“大家都为能参加祖国大西北建设而感到兴奋，同学们有说有笑谈论着有关迁校的话题。上海到西安全程约1500公里，需要30多个小时，也许是因为激动的心情无法平静，我们几乎没有睡意。从车窗向外望去，我们看到了广阔的平原、热闹的城市、林立的工厂、美丽的田园村庄，这些都使我们思绪万千：祖国，你是多么的辽阔，又是多么的富饶美丽。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把你建设得更加美丽。”
列车奔驰着，它载着希望、载着快乐驶向广袤的大西北。
与此同时，学校的图书资料和机器设备正有条不紊地搬运着。为保证教学用品在学生到达新校园时全部就绪，全校几十名后勤职工夜以继日奔忙在上海、西安两地，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有的同志甚至累得昏倒在岗位上，苏醒后爬起来接着干。在上海，每个家庭的所有物品都有人精心打包，安全运出；在西安，所有运来的物品都已在教师到达新家前摆放到位。在后勤职工的努力下，无论是课桌还是精密的仪器设备，各类物资都完好无损及时运到西安，甚至连职工托运的筷子都没丢一根。
在交通大学西迁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在历史的召唤下，钟兆琳、赵富鑫、沈尚贤、黄席椿等许多全国知名的专家教授，毅然放弃上海优越的物质生活，舍小家为大家，携儿带女举家西迁。他们率先垂范，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影响着周围的师生。
教师沈德贤一家人在上海有一套高级住房，夫妻俩工资待遇丰厚。为了支持交大西迁，他们将上海住房捐献给政府，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来到西安。住房缩小了，福利待遇降低了，全家人却无怨无悔。教授陈大燮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和夫人一起来到西安。
参与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胡奈赛教授说：“国家培养了你，叫你去哪儿你就应该去哪儿。”这是所有交大西迁人共有的初衷。
1956年9月，到达新校园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已有6000余人，后续人员还在不断抵达西安。远道而来的教师们顾不上休息，一下车就立刻着手解决如何开学的问题。经过紧张的筹备，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学典礼。
3.新起点，勇敢前行
一株在黄浦江畔生长了整整60年的大树，就这样在大西北黄土高原深深地扎下根来，同样参天葳蕤，更加枝繁叶茂。
在极其繁重的迁校任务下，交通大学并没有放松对青年师生的培养与提高，没有放松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研究与探索。
9月17日，置身新环境的教师和学生们走进教室，开始上课。他们认真地学习，一丝不苟地开始实验、实训，一切都一如既往地井井有条。
师生员工们坚持和弘扬老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传统，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踏踏实实地钻研探讨，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千方百计地加强校内外实习实验基地的开拓和建设，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务实创新。
西迁师生员工在艰苦岁月的磨砺中创造了崭新的业绩：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实验，这实在是一个奇迹。
1956年9月，开学前后的交大西安校园虽已初具规模，但也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校园看上去还是像一个喧闹的大工地。
一位当年西迁的学生叙述了入校时的情形：当时学校的大门还是用竹子临时扎起来的。西安的8月份正值雨季，从北门口到学生第一宿舍的路还没有建好，只有一条泥泞的小路，走上去要溅一身的泥点。除刚建起几幢必要的大楼外，其他的建筑还在施工，从上海搬来的设备无处安放，只能放在室外。同学们在校园里时不时会碰到野兔，有时晚上还能听到狼叫。
从教学区通往学生生活区，要跨越一条深沟。为便于通行，学校在上面架起了一座毛竹捆绑而成的竹桥。每天有数千名师生在上面往来行走，竹桥“咯吱咯吱”的响声应和着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很是热闹、壮观。
这样艰苦的环境并没有让交大师生退缩，他们反而充满了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陈翰教授回忆道：“1956年9月，校园内正在基建，到处都挖了沟槽，准备埋水管和暖气管。当时正值雨季，沟沟坎坎加上泥浆，行人极易摔倒，我也摔过两次。走进教室时，一身泥污，脸上还留有一些泥巴，学生们笑了，我也乐了。说实在的，当时大家并不感到苦，共同的信念就是要把学校建好，早日安顿下来，走上正轨，让交大这块牌子永远光辉绚丽，多出人才，多作贡献！”
当年的交通大学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草棚大礼堂”，每个经历西迁的人都对它记忆犹新。1957年，学校的大礼堂还没有建成，为了尽量满足迁校后的实际需要，学校请来南方工匠，用竹子精心搭建了一座令人称奇的“草棚大礼堂”。
“草棚大礼堂”依地势而建，用竹篱笆做墙，大竹子做梁，茅草做顶，能容纳5000多人开会。里面没有正规的椅子，只有一条条长板凳，一条凳子上可坐七八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开大会、办文艺演出、放电影、开音乐会等都在这里进行。“草棚大礼堂”给当年的西迁师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如今，年轻教师听到这些过往，常常会问那些耄耋之年的西迁老同志：“您有没有后悔过？”他们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从不后悔！在大西北为祖国贡献了一所著名大学，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在61年里，西迁的交大师生们历经风雨，扎根黄土地矢志不渝，他们在困境中艰苦创业，为建设西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用自己的行动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注：本文原载于陕西日报2017年12月17日第三版整版，文章链接为http://esb.sxdaily.com.cn/sxrb/20171217/html/page_02_content_00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