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为何成为他们的前行方向
——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精神”探秘之一
62年前，一群知识分子从黄浦江畔辗转迁徙到渭水之滨。他们饱含爱国之志，坚决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扎根黄土地，建设大西北。从此，星耀西安，弦歌不辍，开启了建设西部科技高地和一流大学的一个风云甲子。
向西，为何成为他们的前行方向？奉献，何以成为他们的价值追求？传承，如何成为他们的奋斗动力？带着这一连串问题，让我们回顾那风云激荡的山河岁月，开启尘封已久的一段历史，探寻故事背后的答案。敬请关注“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精神’探秘”系列报道。
从十里洋场上海迁徙到十三朝古都西安，需要跨越的，不仅仅是1509公里的物理距离，更是难以估量的心理障碍。62年前，一群纯粹而勇敢的知识分子却欣然启程，不少人更是拖家带口、举家搬迁，在西部播撒下绵绵不绝的智慧种子。
这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工业建设布局、高等学校布局的一次重大决策，被后世喻为“新中国知识界开创未来的一次伟大行军”。
他们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代创业者。正是他们身体力行，扎根黄土高原，用毕生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不懈奋斗，换来了西部科教事业的发展勃兴。直到今天，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为核心的“西迁精神”，仍在寰宇间留下不尽的回响……
响应新中国的伟大召唤
“北清华、南交大”，交通大学历史上曾与清华大学齐名，是中国早期最富声望的理工院校之一，素有“东方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是“中国工程师的摇篮”。交通大学1896年创建于上海，其前身是南洋公学，“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是学校的一贯传统。120余年来，她不仅培养了钱学森、张光斗、吴文俊等一大批科学大家，也走出了江泽民、黄炎培、陆定一等众多时代巨子。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全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余下部分则散布于内地，沿海和内陆发展极不平衡。为缓解这一问题，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指出，一方面要合理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地区的建设，并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
1953年，朝鲜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台海局势又一再紧张，直至1955年2月浙江沿海岛屿才得以全部解放。长期以来，扼守长江入海口的上海，一直被视为随时可能爆发战事的前线地带，大规模基建不得不暂告中断。一些单位陆续内迁，压缩人口、动员疏散的任务相继提出，交大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制约。
1955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康接到高教部部长、党组书记杨秀峰来电，得知中央已作出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的决定。很快，他就在校务委员会上通报了这一信息。他进一步解释道：广大西北西南地区高等学校很少，工业也少，需要加强建设。此外，迁校也有国防意义。
对于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和交大命运的人来说，这一决定恰如平地惊雷。一时间，大家沉吟不语，都在默默评估这一方案的可行性。教务长陈大燮率先打破了沉寂，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学校搬到西安，靠近工业基地，一定会有很大发展。”动力工程系主任朱麟五连连点头，补充说道：“去那里办学，对人才培养也有利。”电力工程系主任钟兆琳则想得更远，诚恳建言：“搬去非常有利，只是越早越好，请校长早点去西安，把地方定下来，把基建搞好。”……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成员都以简明干脆的话语，表达了拥护支持西迁的坚定态度。这是时代的召唤，交大的命运就此与大西北紧密相连。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西安，古称长安，建都距今已2000余年，历经十三朝光阴淬炼，蕴藉周秦汉唐精华。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国子监，均发轫于长安，隋朝在此开启的科举制度，更是影响了中国1300年的文明进程。
古籍记载的长安一派繁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108个街坊构成左右匀称的棋盘式格局，坊间密布着100多条水渠和100多处水池，“八水绕长安”为都城注入不竭甘泉。初来西安的交大基建科科长王则茂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经济建设还相当落后，“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线杆歪七竖八地杵在马路中央。咸宁路（西安交大现所在地）还只是一条跑大车的土路，“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
经过多方勘察，新校址很快选定。1955年5月中旬，彭康和5名教授代表最终相中位于西安城墙东南外正处于唐朝兴庆宫遗址南的一大片农田。对比局促拥挤的徐家汇，眼前开阔的平原沃野，给未来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钟兆琳教授当下就欢呼雀跃起来。
大家得出一致结论，新校址有五大优势：“一是土地开阔，不需拆迁居民，有利于迅速建设。二是不在工业区，不在商业区，可避免或减少噪音和污染。三是距城区不远，且交通方便，便利教工生活。四是面临兴庆宫公园，环境优美。五是向南大有发展余地。”
新校建设随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了保证尽早顺利开学，西迁的方针是边建边搬。1956年8月，交大西安新校园建设已初具规模，西迁工作全面启动，全校师生克服一切困难，全力以赴开始西迁。
8月10日，上海徐家汇车站人声鼎沸。交大副校长苏庄率上千名教职工、家属和学生，登上开往西安的专列。人手一张的乘车票上，有一行字格外醒目：“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票面右下角印着一列风驰电掣的列车，左上角则是一张摆满书本的书桌和一排新建楼群，寓意此行将开启的一方崭新天地。
无可否认，西安的生活条件要比上海差一些，初去必然也会有很多的不习惯。但是，师生们依然对那里心怀向往。他们相信，在国家建设计划里，这座未来的现代化大城市将是建设大西北的工业基地，正是大家一展所长的绝好去处。
苗永淼就是如此。1953年2月，他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要求回国，却被美方告知：想回中国去，要罚五万美金，判两年监禁；而留在美国，工作任选，可以住洋房、享高薪。经过两年半的艰辛抗争，1955年他挣脱羁绊回归故土，时年31岁。高教部一位领导问他：“愿不愿意去交通大学？那里正面临西迁。”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非常愿意，只想早点去！”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卞正中是西迁第一届新生，他珍藏的录取通知书已成为那段历史的宝贵见证。如今重温，依然能感觉到其中滚烫的温度，让人热血澎湃。“亲爱的同学！我们伟大祖国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家迫切地需要各类建设干部。希望你早日作好准备，愉快地走上学习岗位，接受祖国交给你的学习任务，争取成为祖国建设的合格人才，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当时，锅炉41班同学在《我们向往着西安》一文中写道：“有一些树木，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会欣欣向荣地成长、壮大、成荫。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随处生根的坚韧气质，依照祖国的安排，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任何一块土地上，愉快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把祖国的任何一块地方都建设成美丽的花园。”电制56班同学也致信彭校长，字里行间满是丹心赤诚——“西北期待着我们，期待着我们这批未来的工业战士。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祖国每一块土地都是我们安家的地方。”
“决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对于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人们而言，支持西迁还有另一层动因。上海解放当晚，枪炮声一直持续到凌晨三四点，解放军进城后，就在马路边列队席地而眠，对百姓秋毫无犯。话剧《大树西迁》中借交大教授苏毅的一番话，反映了大家受到的深深震撼。“他们是英雄之师，胜利之师，但没有张扬，没有扰民，那种井然的秩序感，让我顿时明白了他们结束一个时代的原因。从此我相信，他们是能使一个昏暗的旧中国走向光明的。”
走向光明，需要响应祖国征召，集聚众人之力。在老教师中，体弱多病或家庭负累较重者大有人在，但是他们依然积极投身西迁，同时安排好家庭的随迁。物理教研组副主任殷大钧是第一批去西安的，他的老母亲年逾八旬，身体不太好，殷先生自己也有肠胃病。可他首先考虑的是学校工作的需要，即使家人暂时不去西安，自己也要去。在殷先生的影响下，全家愉快启程。
“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去一个新地方安家，困难总是有的，但只要想到自己是决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些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从机械制图和画法几何教研组主任张寰镜的话中，可以一窥先生们的朴素情怀。
绝缘教研室主任陈季丹年过半百，妻子长期抱恙。他克服自身困难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毅然带头奔赴西北。在1958年初的寒假期间，陈季丹到教研室所有教师的家中走访，宣传党开发大西北的政策，了解各家困难并设法解决。助教吴南屏家中还有年近九旬的老祖母，陈教授恭敬地向老祖母解释了西迁的意义，老人家连声应答：“应该去，应该去。”最终，绝缘教研室全体教师踏上了西迁之路。
向西，有事业；向西，也有家。关键时刻，交大教职员工的家属也表现出了较高的思想觉悟。金工教研室主任孙成璠一直坚定地支持西迁，有人跟他打趣：“孙先生，你且慢表态去西安，先请示一下师母为妥。”孙师母虽是普通家庭妇女，却打一开始就支持他首批西迁。她的理由很简单，“学校领导对老孙这样器重，我怎么能拖他的后腿呢！”铸造教研室主任吴之凤的长子吴立强考取大学，填报志愿时征求父亲意见，得到的回复是“第一志愿报交大铸造专业”，最终与父亲“会师”西安。
为了积极响应迁校，身无挂碍地奔赴大西北，毅然卖掉或上交原有住房的，大有人在。动力系副主任陈学俊和夫人袁旦庆临行前，将两间解放前自购房交给了上海房管部门。后来，大家说起这事，认为他们太吃亏了，保留到现在，那得多值钱呀！陈学俊却不以为意，“既然扎根西北的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计较。”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莫等待，莫顾盼，西部在召唤。快卷起温馨的睡毯，速跨上西行的征鞍。用生命把沉寂的土地摇撼，用智慧把熄灭的薪火点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开不出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实验，西迁最终圆满完成。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开学典礼。这一年，到达新校园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已有6000余人，后续人员还在源源不断抵达西安。
交大西迁，源自党和国家的庄严决定，也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正是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时代的要求出发，从未来发展的需要出发，西迁才具有彪炳史册的历史意义，西迁人的历史功绩才值得为后世永远铭记！
注：本文原载于1月19日《中国组织人事报》头版，原文链接为http://www.zuzhirenshi.com/dianzibao/2018-01-19/1/ef7634c6-f1c3-4953-869e-38ff0bcd8188.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