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引领我们谱写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篇章的科学指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整版刊发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部分成果，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这就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与伟大觉醒之间的辩证关系。伟大觉醒的核心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改革开放是从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始的。邓小平同志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的经验教训有很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在这一问题意识的催促下，我们党廓清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思想迷雾，深刻认识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把我们的思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僵化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要依据时代、实践和人民的需要，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觉醒，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与思想引领。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造历程。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是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创造的。在本质上，它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不断破解改革开放中的历史性难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在理论创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并指引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胜利。它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又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改革开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阶段。改革开放成功的最大奥秘就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进而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并善于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特点，形成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社会主义教条，赋予科学社会主义更加鲜活、生动、富有时代感的新内容，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的科学理论，具有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特色鲜明的理论品格，它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性、创造性、人民性的重大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新篇章，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李永胜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透过理念的变化审视发展的内涵
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90万亿元，表明中国经济正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现实的实践活动催生发展理念的更新，理念的突破又带动实践的创新。中国的发展是理念和实践并行又相互促进的过程，发展理念的演变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内容上的同质性和方向上的一致性。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发展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发展是粗放型、外延式的，强调总量增长、做大蛋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邓小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提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突破了均衡发展的格局。基于经济社会发展要与人口、环境、资源相协调的理念，江泽民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这一发展观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特点和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的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大场合反复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理念，从“要不要发展”到确立发展的“本体”地位，从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实现发展”的思考到具有中国特色发展认识论的跃升，是中国发展哲学的探索。从强调数量的增加到重视质量的提升，从经济的发展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从注重追求物质的丰富到关注人的发展，从国家整体的发展到发展成果的共享，从立足本国到放眼世界，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是中国伟大实践的必然选择。（樊晓燕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普遍联系思想
普遍联系与发展是唯物辩证法总的特征，整个世界如恩格斯所言，“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当今人类社会普遍联系的世界画面和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蕴含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思想。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普遍联系的整体性。世界是由诸多具体事物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每个事物既是独立的个体，又能借助整体更好地抵御外来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由具有不同文明、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民族和国家，基于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共同命运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异质性共同体。它顺应了普遍联系的全球化新阶段人类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各国更有效地应对生态危机、恐怖主义和全球治理等世界性难题和挑战。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普遍联系的中介性。事物的普遍联系是通过无数中介或过渡环节建立起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构建也要以民族或国家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为中介。比如，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就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是“民族共同命运”向“人类共同命运”的过渡，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环节和桥梁。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普遍联系的实践性。实践是人类特有的联系方式，是整个世界成为相互联系有机统一体的根本途径和方式。构建普遍联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实践活动。近年来，我国政府陆续提出了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系列中国方案，也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等组织，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政党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认可与尊重。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趋势，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寇爱林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民族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承载的民族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尚书·泰誓》记载武王伐纣时，有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意思是，上天看到的来自百姓看到的，上天听到的来自百姓听到的，天意即是民意，现在百姓对商责怪，对我抱怨，我一定要伐商，顺从天意。《史记·殷本纪》记载：“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用水作镜子，就可以看见自己的形象；一个国家只要用老百姓作镜子，就能知道治理的状况，即“以民情为镜”。孟子更是提出振聋发聩的呼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意思是，百姓最重要，其次是社稷，君在三者中居末，所以得民心者可得天下，得天子信任者可以为诸侯，得诸侯赏识者可以做大夫。《战国策》称：“夫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强调治国理政要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要以“利民”为本。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党的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从人民得到的实惠、生活的改善、权益的保障等三个方面得到验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持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使命。（马新文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继承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但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实践证明，《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没有改变，马克思对“两个必然”的基本判断没有过时。但是只停留在对基本判断的坚持上还远远不够，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形成系统的经济学说体系，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
创新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关于落后的国家怎么搞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做具体的理论阐述。这就需要我们将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厘清理论逻辑，真正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避免将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避免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拿来主义”所带来的思想混乱，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开放性。在研究方法上，它广泛借鉴和吸收来自其他学科，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阶级立场、世界观、方法论上有本质的区别，西方经济学“以物为本”的效用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为本”的劳动价值论是不相容的。但在研究方法上，二者各有优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历史的、本质的、规范的和质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更注重现状的、现象的、实证的和量的分析。我们既要摒弃西方经济学资产阶级价值取向的研究内容，同时也要汲取其在实证研究、模型构建等方面的研究方法。
包容性。它既要解释当代中国问题，也要解释全球经济问题，这是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集中体现。例如，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等理论被认为是最早的经济增长模型，可用于解决世界一般性经济问题。除此之外，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解释当代世界新的、共同的经济现象，如共享经济、人工智能、全球化等问题。（范玉仙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发挥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要以贯通社会心理为前提
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心理所表征的心理世界存在显著差异，树立核心价值观并发挥引领效应必须对此予以回应。核心价值观由主导意识形态凝结而来，所表征的心理世界是国家意志、社会制度与道德准则的有机统一。社会心理是带有群体性与时代性的日常精神活动，所表征的心理世界是自发性价值评价与朴素性事实判断的产物。两者均源于社会存在，具有统一的前提。但是前者的社会引领地位与后者囿于现实观照的单子状态之间缺乏有效贯通手段，由此引发的阻隔与堰塞致使应然与实然、理性与感性、宏观与微观、长远与当下等次要矛盾被过分夸大，对两者的贯通机制造成不容忽视的冲击与损毁。发挥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的基本前提是能够有效贯通社会心理。
一要实现理性认同。贯通的根本要求是将两者所表征心理世界的抽象结构诉诸认知判断领域的逻辑认可。当前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架构要以社会个体实践为参照向微细层面发展，把“网眼”大小与节点内容与个体日常实践结构对应起来，使其认知判断在其中得到“赋值”空间。只有社会大众“单子”状态下的认知域能够与核心价值观抽离出共有结构，两者的贯通机制才能有效建立，个体实践的经验与反思在“赋值”中对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认可才能跟上，自社会心理至主导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才能通达。
二要达至意识自觉。社会心理与核心价值观贯通还需融入情感认同才能达到意识自觉——这是“树立”的关键确证。因此，意识自觉的形成要重视“动态构建”，在若干特许情景下的认知活动中，发挥类属空间的贯通效应并以丰富的情感体验推动主体自认同到信仰的内化层次跃迁。为达意识自觉，首先要恰当设置议题，有效吸引社会心理关注。其次是规划话语框架，积极引导社会心理的判断导向。最后是充分推进两者融合。这个过程就是社会心理对核心价值观诸多内容节点“赋值”的过程。至此，基于情感认同的意识自觉方能最终实现。（王哲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唯物辩证法意蕴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论断，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重大政治判断和理论创新，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理论。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又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的必然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在生产力获得巨大提升的社会背景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产关系）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生产力）的矛盾成为新时代的突出问题，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对需要与生产对立统一关系的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讲就是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需要是人们生产活动的原动力，“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社会生产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是需要与生产对立统一矛盾运动的结果。
抓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原理，也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基本经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了当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及发展水平，决定着新时代矛盾体系的其他矛盾。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一时代主题，抓住矛盾主要方面精准施策，才能找到全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孟书敏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建设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
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现在起大约30年时间内，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特征是，老龄人口、高龄人口与失能人口同时增长。根据预测，2010—203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1.78亿增加到3.29亿，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从1347.98万增加到11343.19万。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劳动者就业半径的扩大，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数量迅速增多。随着第一批独生子女父母迈入老年人行列，“独子老龄”现象和“失独老人”问题将逐步凸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尊重人口结构变化下的人民需求变化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这一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可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构建养老政策体系，就要尊重我国人口结构持续变化下人民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变化规律。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条件下，人民对养老服务的需求结构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对养老服务需求的数量呈现增长性与层次性，对养老服务需求的质量具有差异性和层次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建设适应人民养老服务需求结构变化、数量升级、质量转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需求结构变化、数量升级和质量转化的层次性，决定了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必须考虑人民对美好生活期望的需求，并体现在需求结构、数量层次和质量层次上。适应人民养老服务需求结构变化，需要建设城乡统筹、区域统筹、机构社区并重、服务与物质并重的养老服务体系；适应人民养老服务需求数量升级，既要建设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还要建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望的非基本养老服务体系；适应人民养老服务需求质量转化，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既需要符合客观技术标准，也需要获得人民主观满意，使人民能够在养老服务中获得幸福感。（唐敏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原载于2019年3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报道链接：http://www.cssn.cn/zx/bwyc/201903/t20190313_4846885.shtml
